江西这个地方从挖矿淘金到种植养殖 保护生态成共识

  【特稿122】从“黑金时代”到“金黄时代”

  临近11月,巫远绍每天都要到自己的200多株脐橙树林里转悠好几趟——越接近果子采摘的时候,他越坐不住。早年丧妻,无儿无女,房前屋后的脐橙树成了68岁的巫远绍最心心念念的牵挂。

  这个时节,从高处张望,巫远绍所居住的杏花村挂满了脐橙果子。只有经村里人指点,外人才能看到少许光秃秃的山体。它们藏在一片金黄中,可一旦被发现,就显得特别扎眼。

  这是过去几十年采矿、淘金留下的印记。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赤土畲族乡,因为盛产钨矿和黄金,曾经有过比县城还繁华热闹的景象。但当矿源日渐枯竭,包括杏花村在内的许多村庄,却要面对野蛮开采给人居环境划开的巨大伤口。

  采矿

  饶丰提的家里,至今还留着几颗拳头般大小的矿石。矿石表面乌黑发亮,夹杂着几条白色的纹路。“白色的纹路是石头,除去它们,剩下的就是钨矿石。”55岁的饶丰提有些腼腆,但说起过去挖矿的日子,他的话就多了起来。

  赤土乡有钨矿。早在新中国成立前,这已广为赣南地区的人所知。计划经济年代,当地成立了南康钨矿专门进行开采。“最早是允许部分人采矿挣工分,后来开采权逐渐放开,来的人就越来越多。”赤土村书记罗亨平说,那时候最吸引采矿大军的,是全乡最偏远的三村。

  “一村鸡打鸣,三县边际闻。”三村地处南康、崇义、大余三县(区)交界处,是当地钨矿最丰富的地方。饶丰提从小居住的新地组,又是三村钨矿最集中的区域。

  从饶丰提有记忆起,每天一早就有人拿着工具从他家门口经过,“全是上山采矿的”。饶家孩子多,家里条件艰苦,从上小学起,饶丰提就常常在放学后跟着家人去拾捡废矿。“废矿”有的是挖矿的人漏掉的,有的是纯度不够高被丢弃的。有人专门到村里回收废矿,一斤出价一到两元钱,“捡一个暑假,就能把下学期的学费挣回来”。

  性价比如此高的“工作”,在农村很少见。上完小学四年级,饶丰提就辍学全职采矿。一双黝黑粗糙的手,是他资深“挖矿人”的证明。

  “漫山遍野看不到树,全是人。”饶丰提的侄子饶小明出生在赤土乡采矿最疯狂的上世纪80年代,“那会儿村子周边的山上搭满了草棚、木棚,数千人常年居住在那里。”挖出的矿石纯度不一,卖价也有天壤之别。饶小明亲眼见过有人挖到有价值的矿洞后每晚都守在洞边,“生怕被别人抢了去”。

  当时30多岁的巫远绍就是采矿大军中的一员。为了挖矿,他在三村山上的简易屋棚里住了7年,除了逢年过节,几乎很少回杏花村。

  “那座破旧的灰色小楼是原来的粮管站,旁边那栋红色小房子是以前的电影院。”走在三村村道上,饶丰提指点着一处处“旧址”。人气带来了热闹和繁华,在全国物质水平普遍偏低的年代,除了电影院和粮管站,三村还有自己的医院、商场和学校。每个月固定的日子,周边乡镇的村民还会到三村赶圩,“比当时的南康县城还像个县城。”罗亨平说。

  就连饶丰提的终身大事,也是由钨矿牵的线。今年56岁的赖华秀本是南康区镜坝镇人,因为跟随采矿的叔叔来到三村,结识了饶丰提,最终在那里结婚生子。“当时嫁到三村,就像是现在嫁了个‘家里有矿’的人。”赖秀华说,那时候不少外村姑娘嫁进了赤土乡,“有矿产,意味着生活条件不会差。”

  淘金

  放在饶家角落的,还有几件生了锈的采矿工具。镐头、铁锤、矿筐,简陋得让人难以将其与采矿联系在一起。

  “农民采矿,简单得很!”饶丰提说,只要找到矿苗,顺着它怎么挖都行,“如果不好挖,就用炸药炸开”。运气好的时候,一天能收获几百斤。

  炸山的声音一度是三村居民生活的背景声。红桃岭组村民钟小花记得,有一次,因为炸药威力过大,自家的窗户都被震碎了。

  矿产资源是有限的,加上“剐山皮”式的开采方式,到了上世纪90年代,三村的钨矿越来越难挖到了。于是有人升级装备,小型破碎机、碾磨机、摇床开始成为挖矿的必备工具;还有的人则把注意力转向了当地的另一种矿产资源——黄金。

  “大阿的牛马赤土的金,梓山的酱油七里的瓷,杨村的香菇宽田的茶蓝灯。”在这首传唱赣南圩镇特产的民谣中,赤土乡的黄金名列其中。据罗亨平介绍,相传赤土河床里的黄金像辣椒籽一样,“赤土”也由此得名。

  “过去老百姓不知道黄金在哪儿,也不知道如何开采,因此一直把民谣当玩笑听。”罗亨平说,当钨矿开采热度达到顶峰时,逐渐有一些黄金开采企业来到赤土尝试着挖掘黄金。随着黄金出土的消息不断传来,不少在钨矿折戟的村民,又迅速投入到淘金热中。

  杏花村的钨矿比不上三村,黄金资源却相对丰富。15岁那年,初中还没毕业的胡朝中辍学跟着哥哥们寻起了黄金,“那时候,在许多人看来,上不上学好像不重要,能赚钱就行”。

  刚开始,淘金客都聚集在赤土河边,“拦截一小段河面,把水抽干,再把河底的泥沙挖个底朝天。”河里挖不出了,又转战到稻田里。到后来,还有淘金船开进赤土河抽沙,用球磨石把砂石碾碎再加上水银后选金。

  胡朝中说,私人淘金一般都是同村亲朋组成一个小团伙,淘到了就大家一起分,“最多的时候,一天也就淘出四五十克,每个人分到手的并不多”。

  挖矿、淘金带来的经济收益逐渐减少,可野蛮开采导致的巨大破坏才刚刚展露脸面。

  接连好多年,三村村民都见不到绿色。或是为了挖钨矿,或是为了烧柴火,山上的植被被砍伐殆尽,目之所及全是杂乱的黄土和裸露的岩石。流经整个乡镇的赤土河从三村发源,每到下雨天,大量泥土被雨水携卷进河中,从上游到下游全都浑浊不堪。赤土河因此有了“小黄河”的戏称。

  “沿河的稻田无法种植,最严重的时候,河水全是泥浆,根本不能用于灌溉。”罗亨平说。

  钟小花听老一辈人说,以前红桃岭很多地方会冒出清澈的山泉水。可她嫁到红桃岭组后,却从没见过山泉水的踪影,“听人说,是因为采矿掏空了地底”。

  比河水变浑、泉水消失更严重的问题,是水质变得有毒。饶小明说,过去许多企业和村民在对钨矿、黄金进行加工提纯时都会用到硫酸和水银,含大量有毒化学物质的废水被直接排入赤水河,“后果就是河水汞含量超标,灌溉出的粮食也没人敢吃。”

  “水里常能看到鱼虾,村民们烧饭做菜都是直接挑水回家。”巫远绍童年时清澈见底的赤水河,被由他亲自参与其中的挖矿淘金热毁掉了。

  伤疤

  赤土山地面积一万两千多公顷,占了全乡总面积的一大半,素有“八山一水半分田,半分道路和庄园”之称。地少人多、靠山吃山,钨矿和黄金成了当地人改善生活的希冀,却也蒙蔽了他们的双眼。

  “我们这批人,既不适应乡村,也不适应城市。”今年50岁的朱英华在南康钨矿出生、长大,他的外公外婆和父亲都是矿厂的职工。上世纪90年代,朱英华高中毕业后赶上招工,成了南康钨矿招聘的最后一批职工,“那时钨矿质量、数量都大不如从前,厂子也开始走下坡路了。”

  没过几年,朱英华离开钨矿外出务工。他辗转去过广东、福建等地,但因为学历不高,大部分时间只能在纸箱厂、汽配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打些零工。

  “南康最有钱的大多是赤土人,做着最苦力工作的也大多是赤土人。”流传在赣南地区的这句话,是采矿淘金时代后赤土人的两种真实写照,只是前者数量稀少,后者却人数众多。

  70后和80后两代人,是赤土乡最“特殊”的两代人。“他们小的时候正赶上采矿、淘金热潮,为了稍微改善家里的生活,很多人没上几年学就上山挖矿了。”赤土乡副乡长吴金青说,等到了钨矿、金矿枯竭时,这批人正好三四十岁,“既没文化也没技术,还背着一家老小的生活压力”。

  上世纪90年代,南康区的家具产业开始发展,如今已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片。吴金青等人做过调查,家具行业里大大小小的老板,来自赤土乡的是最少的,“他们错过了行业起步的时机,许多人只能干家具搬运工这样的体力活”。

  自然对人们的报复远没有结束。开展整治前,赤土河周边居民患结石病的概率高于其他地区,“每年征兵体检,总有年轻人因为肝肾功能不合格不能圆军人梦;流域内育龄妇女怀孕难,而且流产率明显偏高。”这让本就是赤土人的乡党委书记蓝永清很痛心:“野蛮开采造成的并非只是阵痛,还是多年都难以消退的伤疤。虽然现在赤土河的水质已大大改善,但对环境和村民造成的伤害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修复。”

  2019年,在外漂泊20多年的朱英华回到南康钨矿的所在地,养起了蜜蜂。“我家多年前就迁到了这里,却没有一分土地。矿厂没了,我相当于是个‘黑户’。”朱英华嘴里开着玩笑,表情却有些苦涩——像不少过去的钨矿职工一样,多年来,他对生活一直都感到很迷茫。

  关停

  曾小辉头戴一顶草帽,敏捷地穿梭在大片的脐橙园。他是赤土乡小有名气的“土专家”——只要看一眼树叶,就能把眼前那棵脐橙树的状态判断得八九不离十。

  17年前,从部队退伍的曾小辉回到三村,第一个在荒山上种起了脐橙树。习惯了在矿洞、河沙里讨生活的村民像是遇到了稀罕事,“整个赤土乡,多少年没见人种树了!”

  那是2003年前后,曾经像潮水般涌到赤土乡的采矿工和淘金客,又如潮水一样退去。但对当地人来说,所剩无几的矿藏依然是他们要死死拽住的稻草。当时,一些私人老板承包矿山,将大型机械开上山,一时间又带起了一波采矿的小热潮。

  这也成了赤土乡钨矿开采最后的疯狂。

  2005年,赤土乡政府决心治理赤土河。“停电、严管炸药、严惩私自炸山行为……办法想了很多。”罗亨平参与了多次整治行动,“效果都不好”。

  作为土生土长的赤土人,罗亨平知道,要改善环境,最根本的是彻底禁止采矿。“可矿山附近绝大多数村民靠此养家糊口,禁止采矿,就是断了他们的生计。”

  拉锯战整整持续了10年。到2015年,根据南康区的摸排数据,赤土乡还有2个钨矿,3家冶炼厂,35台摇床,283个采矿点,19台采矿设备,4个采石场,26个非法沙场。

  同年,南康区委、区政府抽调公安、环保、水利、林业、矿管等十多个部门支援赤土乡,与乡村干部组成了一百多人的专项整治队伍,发动当地群众、民工数百人,开始对维系30多年的采矿业进行整治。

  罗亨平也被抽调参与整治行动,“主要就是给村民做思想工作。”那几个月,罗亨平都是每天一早就出发上山,中午吃点自备的干粮,一直到天黑才下山。

  “刚开始所有人都有怨言。”在外务工数年的饶小明那时候刚好返回了三村,“一旦停止开采,有人花大价钱买来的挖矿器械只能当废铁出售。而且对新地组许多村民来说,挖矿一直是唯一的生活来源。”

  “钨矿总有一天会被挖空”,上山走访时,罗亨平说得最多的是这句话,最终说服赤土人的也是这句话——这是所有人心知肚明却始终不愿面对的事实。“挖矿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,这份责任,我们应该承担。”坐在叔叔饶丰提家门前,饶小明闷声闷气地说。

  拆草棚、拆木屋,关闭非法采矿点、冶炼厂,销毁机床、压石机等设备……经过4个多月的拉网式整治,赤土乡的采矿业终于落下了帷幕。

  同时,南康区还出台了《赤土河流域环境维护长效管理办法》,每年投入30万元资金,建立了一支20人组成的巡查执法队伍,还在当地聘请了10名专职巡查员,对各矿山、河道进行常态化巡查,发现非法采矿行为立即制止。

  2017年,赣州市成为我国第一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,赤土乡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工作也由此开启。

  如今,走在新地组的村路上,还能见到路边人工挖凿的山洞,洞口已长满了杂草;偶尔也有未完全拆除的屋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;遇到下大雨的时候,还有山体向下流淌着泥浆。

  曾经被人捧上天的“黑金”,最终只给这片土地留下了这样的印记。

  钨矿开采被彻底禁止时,曾小辉的脐橙园已发展得颇有规模。每到秋冬时节,连片的金黄色挂果都是三村的一景。

  凭着在部队里养成的勤劳、踏实的作风,再加上热心肠的性格,曾小辉当选为三村村支部书记。砸了旧饭碗的村民,不少都从曾小辉手里接过了自己的第一株脐橙苗,试着端起了新饭碗。

  新生

  与饶丰提的妻子赖华秀一样,钟小花也是因矿结缘嫁到三村的外乡人。她和丈夫曾在矿山务工7年,“采矿是能挣钱,但越到后来,村里环境越差,最后就连刚洗的衣服都不敢晒到屋外——全是灰。”

  2012年,因为矿源枯竭外出打工的钟小花回到红桃岭,种下了第一批400株脐橙。8年时间过去,她的脐橙园已扩大到1000株果树,去年收了两万多斤果子,毛收入达6万余元。“不比在外面打工挣得少,时间自由还能照顾家里。”

  由于山地资源丰富,脐橙产业已成了红桃岭组的支柱,组上500多村民有一半都留在家中侍弄脐橙树。

  不过,从“黑金”产业到“金黄”产业的路并非一帆风顺。几年前,赤土乡多个村子的脐橙园遭受黄龙病肆虐,仅在三村,就有三分之二的患病树被砍伐或被隔离。

  脐橙减产、品质下降,再加上传统销售渠道遇到的阻力增大,那几年,眼看有了盼头的村民又遭到了沉重的经济打击。

  曾小辉急得不行。在南康区和赤土乡相关部门的支持下,三村请来农林专家不定期为村民开展脐橙种植技术培训,采用更科学合理的方式种植脐橙树。另一方面,三村两委为村里的脐橙统一设计了包装纸箱,利用短视频平台、朋友圈等多种渠道销售脐橙。说起即将到来的收获季,钟小花言语里满是期待,“今年长势不愁,销路不愁,就等着能不能卖个好价钱。”

  据不完全统计,现在的三村,脐橙种植面积约900亩,一年脐橙产量约45万公斤,销售额约300万元。举目四望,曾经只能看到人的山地上,已重新盖满了植被。在稳固发展脐橙产业的同时,三村还引入了原产自湖南炎陵的黄桃,力争打造出又一个品牌水果。

  “过去挖矿淘金是‘靠山吃山’,现在发展产业还是‘靠山吃山’,但吃法不一样啦!”不再淘金后,胡朝中担任了杏花村主任,在他的带领下,村里通过流转村民土地发展了脐橙、大棚蔬菜、油茶、葡萄、药材、小龙虾等产业。为了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,杏花村还成立了电商服务站。

  江西省委副书记、赣州市委书记李炳军指出,要像重视脱贫攻坚一样重视生态文明建设,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压倒性位置。赤土乡的改变,是近年来赣州市践行“两山”理论,协调处理“吃山”与“护绿”之间的矛盾、谋求绿色发展的缩影。赣州素有“世界钨都”“稀土王国”的美誉,但过去长期无序开发造成了环境破坏、水土流失和流域污染。如何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保障相应区域人们的生活,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。

  相比于同村的红桃岭,新地组显得颇为冷清。采矿被彻底禁止后,新地空气清新了,河水清澈了,但由于缺乏种植果树的自然条件,饶丰提又重拾了祖辈们的谋生方式——种植水稻。

  “这样的土地留不住年轻人,也养不活年轻人,新地的未来该怎么办?”饶小明说,最多的时候,全组300多人中只有30人留守在家里。他的困惑,也是许多与新地情形相似地方人们的困惑。

  “也许可以发展养殖业。”“黑户”朱英华早已把新地当成了自己的家乡。他听父辈们说过,上世纪50年代,在赤土河源头的山间溪流中,曾有娃娃鱼的存在。虽然这一说法已难以考证,“但如果新地适合做养殖业,就能解决缺少土地无法发展的难题”。

  “黑金时代”过后,赤土乡该如何寻求下一步发展,很多人都有不一样的答案,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已经成为所有人最基本的共识。

  “那些是采矿时期留存下来的废料,现在相关企业正在进行处理,最后做成建筑用料运出山外。”望着远处轰鸣声不断的废料处理厂,吴金青感叹道,“采矿可以在一夜之间挖走整座山的植被,但要让一切恢复如初,却可能要几代人的努力。”

  卢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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